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及其贡献

       【英文标题】A Discussion on the Theoretical Issues of Ecological Marxism and Its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内容提要】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回应西方绿色思潮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诘难的基础上，开启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生态视阈，并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了生态批判、技术批判和价值批判，提出了他们的生态治理理论，形成了系统的生态学理论和现代性批判理论，对丰富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是我们生态文明理论研究与建设实践的可贵思想资源。

　　【关 键 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生态文明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后兴起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流派之一，其代表人物有北美的本·阿格尔、莱易斯、福斯特、奥康纳和欧洲的佩珀、休斯、高兹、格伦德曼、本顿等人，他们以生态批判为切入点，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展开生态批判、技术批判和文化批判，形成了系统的生态学理论和现代性理论，开启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视阈。本文拟通过论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阐发它的理论贡献及其当代价值。

　　一

　　针对西方绿色理论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中心主义”和“技术决定论”，不承认“自然的极限”。指责历史唯物主义过分强调了生产而忽视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和有限性，进而把历史唯物主义同生态思维方式对立起来的论调，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此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与生态思维方式不仅不是对立的关系，而且它具有比西方绿色理论更具优势的生态学视阈。由此，他们通过回应西方绿色理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挑战和诘难，或者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展开生态学重构，或者直接阐发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学意蕴。

　　对于西方绿色理论批评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中心主义”和“技术中心论”，不承认“自然的极限”，而断言历史唯物主义与生态学是对立的论调，休斯、格伦德曼等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的确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但是这种人类中心主义并不是狭隘地只承认自然界的工具价值，而是一种包含着从审美和道德角度看待自然界的广义的人类中心主义。“‘广义的’人类中心主义主张将非感知自然的价值建立在对人类生命价值所做的贡献的基础上，但它不同于狭义的人类中心主义，即不单单从工具性方面看待这种贡献。”①同时本顿和格伦德曼还指出：马克思的确沿袭了西方启蒙传统的“控制自然”的观点，但马克思又有所扬弃和超越，因为马克思赋予所谓“支配自然”的观点以新的内涵，因为他所说的“支配自然”并不是像近代启蒙思想家所说的对自然的绝对控制，而是在掌握自然规律前提下的有意识控制，本质上是“适应自然”前提下的“控制自然”。格伦德曼甚至把马克思“支配自然”的观念同共产主义联系起来，在他看来，生态危机并不是支配自然造成的，而是由于错误地支配自然造成的，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类才能成功地支配自然，实现人类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对于西方绿色理论批评历史唯物主义不承认“自然的极限”的观点，格伦德曼和休斯指出：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把生态问题仅仅归结为“自然的极限”问题，而看不到引发诸如环境污染、自然资源的枯竭等生态问题的现实诸多因素，不利于正确认识和解决生态问题。事实上，马克思在考察生态问题时，总是坚持把自然的极限与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结合起来考察，这正是马克思主义高于西方绿色理论的地方。

　　奥康纳和阿格尔则是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展开重构来阐发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学视阈。奥康纳强调，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认识到了“人类历史和自然界的历史无疑是处于一种辩证的相互作用关系之中的；他们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质，意识到了建构一种能够清楚阐明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关系的理论的必要性；至少可以说，他们具备了一种潜在的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视阈。”②问题在于如何把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潜在生态学视阈发掘出来，奥康纳通过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和自然维度，提出了一种文化唯物主义。在他看来，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作为人与自然相互作用中介的劳动必然同时受自然生态系统和文化因素的影响，这就意味着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可能是一种决定与被决定的技术性关系，这就意味着必须研究它们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和生产力、生产关系背后的文化传统，只有建立起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和自然维度，才能真正避免技术决定论的错误，并开启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学视阈。与奥康纳不同，本·阿格尔是通过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危机理论，来开启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学视阈的。在他看来，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已经从马克思时代的经济危机转向了生态危机，这就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应当根据时代条件的变化重建危机理论，因为“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来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③也就是说，时代条件的变化需要建构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并最终呼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产生。基于以上原因，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坚持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理论，并分析这一内在矛盾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之间的必然联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以是马克思主义的，恰恰是因为它是从资本主义的扩张动力中来寻求挥霍性的工业生产的原因的。它并没有忽视阶级结构。”④另一方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调个人价值观的转换对于利用生态危机，实现工人阶级解放的作用。在阿格尔看来，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主要在于如下两个方面：其一，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本性使之必然不断扩张生产和生态系统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导致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其二，受服务于资本追求利润的广告对人们不断追求消费的操纵以及为了逃避异化劳动，人们从感情上依附于异化消费，进一步强化了环境问题。阿格尔强调，应当把上述两种危机理论结合在一起，一方面注重对资本主义国家权力关系的改造，使之不断走向“分散化”和“非官僚化”；另一方面要注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揭示资本主义生产由于受生态系统有限性的制约，其源源不断提供商品的许诺是无法实现的，形成“期望破灭的辩证法”，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反思自身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观，树立正确的需要观、消费观、劳动观和幸福观，通过对国家权力关系的改造和个体价值观的重塑，将生态运动引向激进的阶级变革，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是可能的。

　　福斯特和佩珀则是直接阐发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学视阈和生态内涵。福斯特将唯物主义称为“生态唯物主义”，他把唯物主义划分为决定论和非决定论两种类型，通过对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的考察，指出马克思继承的是古希腊伊壁鸠鲁唯物主义传统和近代有机论的唯物主义，因此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中包含了大量的生态学思想。这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具体说：第一，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中对人类和自然界之间的有机联系展开了深刻的论述，特别是强调了自然的社会历史性特征，强调对自然的改造和利用是建立在对自然历史和人类历史的客观认识的基础上；第二，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通过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反思和批评，指出唯物主义当然承认自然在本体论上的优先地位，但马克思强调他的唯物主义注重研究的是人类和自然界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物质变换过程，是进入到人类实践活动中的“自然”；第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反复强调自然和物质世界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批评费尔巴哈割断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有机联系，强调在实践中人类与自然之间形成的有机联系。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在肯定资产阶级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和物质文明的同时，也批评资本主义制度对环境的破坏和造就的城乡分离与对立，并把共产主义社会看做是超越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然异化和生态矛盾，实现人类和自然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第四，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对近代科学和哲学的反思，明确提出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运行的必然结局是造成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物质变换关系的断裂”，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反生态本性。在马克思那里，“物质变换”这一概念从生态学意义上看是指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和能量交换；从社会学意义上看则是指物质和能量交换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组织和社会条件下进行的。而马克思关于“物质变换断裂”的论断实际上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生态后果和反生态性质，它具体体现在资本主义工业化造成的城乡对立以及对土地和资源的掠夺性使用、资本主义生产与后代人需求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两个方面。马克思正是在揭露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生态后果的基础上，提出他关于未来社会的基本设想的。马克思一方面强调破除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另一方面强调未来社会要想实现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运用科学的方法调整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因此，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始终是与他追求生态可持续性这一理想相一致的。

　　佩珀是从四个方面具体阐发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学视阈的。第一，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历史的方法的生态意蕴。佩珀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反对仅仅建立在观念基础上的历史进步观，把社会物质生活作为其理论的逻辑起点，坚持经济动因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并且认为社会变革的动力在于社会生产方式。这就意味着强调不能像生态中心论者那样抽象地谈论人和自然的关系，仅仅偏好通过价值观的变革来解决生态危机，而必须同时变革社会的经济基础。第二，马克思主义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及生产方式及其全球扩张看做是环境破坏的根本原因。因此，不应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因于个人的贪婪，而应从分析社会生产方式入手找寻生态危机的根源。第三，马克思的辩证法强调人和自然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关系，指出马克思实际上是一个有机论者和一元论者，因为马克思的社会——自然的辩证法强调社会和自然的不可分离及其相互作用，这种辩证法是解决社会和自然关系的科学方法。第四，马克思不仅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自然的异化，而且还阐发了一种生态自然观和道德观。佩珀指出，马克思既反对技术中心论单纯从工具价值的角度来看待 38 35280 38 13551 0 0 5268 0 0:00:06 0:00:02 0:00:04 5266自然，也反对生态中心论从内在价值的角度来看待自然，而是把“自然”看作是一个社会范畴，即一定的生产方式决定了我们如何阐释和看待自然。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不仅造成了城乡对立以及城市对乡村的资源掠夺，而且造成了自然的异化，这就决定了克服异化也就意味着必须改变异化的社会制度。基于以上认识，佩珀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的确反对生态中心论，并明确主张人类中心论，但是马克思主义对生态中心论是有益的。这种有益主要体现在：马克思不仅始终把生态问题的产生与特定社会的具体文化与经济特征相联系，强调当代生态问题的产生起源于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城市化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剥削，而且强调在观察和解决生态问题时，既不能忽视社会的物质组织变革的重要性，也不能忽视考察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性扩张，因为正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性扩张导致了威胁人类持续生存的环境问题。

二

　　指认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是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共同点。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以及资本的逐利本性是造成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因此，他们把自己的生态学称之为“反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并提出只有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生态危机才能真正得到解决。

　　明确提出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的是奥康纳，他把这一矛盾称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二重矛盾”。在他看来，马克思所揭示的两对基本矛盾的发展会导致由于需求不足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第二重矛盾”的发展则会导致由于生产不足为特征的生态危机，因此，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奥康纳这里所说的“生产条件”包括三个方面的内涵：其一是指工人的劳动力，它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因为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力才作为商品被交换和出售，劳动力的价格不仅取决于生产力和效率，也取决于阶级斗争、社会运动以及经济、政治和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其二是指社会生产所必需的公共条件，如交通运输设施、教育、城市和社区性的资本等，这一条件既取决于市场需求，也取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以及都市运动等；其三是指资本主义生产所必需的自然条件。事实上，不同的自然条件会极大影响资本主义生产和利润。奥康纳指出，马克思虽然关注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问题，但是由于他所处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发展早期阶段，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还十分丰富，因此马克思关注的重点是从经济学的视阈论论述劳动力的供应问题，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所依赖的自然条件较少论述。而在生态问题日益成为大家关注的中心问题时，就有必要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所依赖的自然条件展开探讨，特别是需要讨论资本主义生产面临的外部自然条件，如空间和都市问题。因此，在奥康纳那里，“生产条件”不仅包括与生产力相联系的生产关系，而且也包括外部自然条件、环境与城市问题。通过这种对“生产条件”外延的扩大，奥康纳把理论分析的重点从马克思主要拘泥于分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转换到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矛盾运动的分析，他把这一矛盾称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二重矛盾”，正是这一矛盾决定了生态危机在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必然性。在奥康纳看来，生态危机是资本追逐利润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的必然结果，这是因为：第一，资本追逐的本性决定了资本必然要不断扩大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这就必然与自然的有限性之间发生矛盾，矛盾运动的结果就体现为生态危机；第二，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的运动会导致生产成本的不断上升，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生产的危机。成本上升一方面根源于伴随着生产率的提高以及由此对自然资源开采的增多，意味着资本主义积累的增加和生产成本的上升，另一方面以劳工运动、环保运动、妇女运动为主要内容的新社会运动，又进一步加大了资本治理环境问题的成本，其结果必然是资本主义生产难以可持续进行。第三，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和联合发展必然导致对生态危机朝着全球性的方向的拓展和发展。

　　与奥康纳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运动揭示生态危机发生的必然性不同，福斯特、本·阿格尔、高兹则注重从分析资本的内在本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来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态危机发生的必然性。在他们看来，资本的内在本性在于追逐利润，其运行遵循与“生态理性”相对立的“经济理性”。如果说生态理性是以保护生态为宗旨的价值理性的话，那么，经济理性则是以追求利润为宗旨的工具理性。生态理性遵循生态法则，力求“够了就行”的价值原则，而经济理性则始终坚持最大的生产力，最大的消费和“水不知足”的价值原则。因此，资本以及与资本相联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之间存在着本质的矛盾冲突。“在现行体制下保持世界工业生产产出的成倍增长而又不发生整体的生态灾难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我们已经超出了某些生态极限。”⑤不仅如此，在利润动机驱使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运行逻辑决定了生产具有不断扩大和集中的发展趋势，并必然宣扬与之相适应的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和生存方式，这必然与生态之间发生矛盾冲突，体现为不断强化的生态危机。通过以上分析，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本质上是反生态的。

　三

　　技术批判和文化价值批判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之一。他们反对生态中心论者所持的技术悲观主义观点，生态中心论者把经济增长、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运用看做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这样其理论的必然逻辑是把生态危机的解决寄希望于限制经济增长、科学技术的进步与运用，这实际上是把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增长、科技进步与运用对立起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批评生态中心论者的这种主张的根本问题在于没有找对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把生态文明同人类文明对立起来，要求人类回归自然生存状态，这在理论上错误理解了生态文明的本质，也难以落实于实践中。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科学技术本身无所谓对错，问题出在承载科学技术运用的社会生产方式和文化价值观，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限制经济增长和限制技术进步与运用，而在变革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与价值观，由此他们分析了资本主义的技术运用和文化价值观下技术非理性运用和生态危机发生的必然性。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科学技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具有经济和社会政治双重功能，他们主要是从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支配技术使用的价值观两个维度阐明技术非理性运用和生态危机发生的必然性的。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维度看，技术进步和运用能够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原材料成本，开发新的消费品来扩张消费市场，从而满足资本追求利润的需求。技术革新和运用虽然具有提高原材料损耗的功能，但由于资本追求利润的这一内在目的，决定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技术运用不可能按照生态原则进行，自然虽然是资本主义生产得以进行和展开的基础和出发点，但却并非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和归宿，因此技术的革新和运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必然结果是加大对自然的剥削。“仅局限于我们是否能在现有生产框架内开发出更高效率的技术是无意义的，这就好像把我们整个生产体制连同非理性、浪费和剥削进行了‘升级’而已。”⑥这一切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自然是不可能真正得到保护的。当代资本主义企业所谓保护生态环境，不过或者是为了维系其生产条件，或者是以绿色包装来获取更大的利润，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明建设。

　　从资本主义价值观的维度看，资本是以利润动机为基础，其奉行的“越多越好”的消费主义价值观。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基本特点是“鼓励所有人把消费活动置于他们日常关注的中心位置，同时在每一个已获得消费水平上加强不满足的体验”。⑦在这种价值观的支配下，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都被归结为占有和金钱关系，商品和财富占有多少被看做是衡量人是否成功的标志，消费不在是以满足人的需要为目的，而是一种显示成功与否和社会地位的符号性和炫耀性消费。同时，资本为了利润必然会不断扩大生产规模，这在客观上要求鼓吹和倡导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和生存方式，最终导致与人的真实需要无关的虚假需要和异化消费，进而把对幸福和自由的体验寄托于消费活动中。对于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与生态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着重从三个方面展开了分析：第一，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盛行造成了资源和能量的缺乏问题日益突出。这里所说的“缺乏”，并非是基于人的真正需求真正意义上的“缺乏”，而是由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出于追求利润的目的人为制造出来的一种状态，它与人的真实需要并无本质的联系，其方向和内容实际上是由资本追求利润的方向所决定。第二，资本基于利润动机而不断进行扩大其生产体系，由于其关注的首要目标是如何实现经济增长，这就必然使得其生产废品管理成为问题，并超过自然所能承受的限度，从而引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生态危机。第三，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简单化为支配和被支配、利用和被利用的工具性关系，把无法满足的欲望和永恒的缺乏看做是人类行为的本质特征，导致了人类将兴奋点集中于如何通过不断改进控制自然的手段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而忽视了自然承受的限度。

　　由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指认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技术使用与文化价值观是当代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因此破除资本主义制度和实现文化价值观的变革就是其理论发展的必然逻辑，这构成了他们的生态政治哲学。与生态中心论和现代人类中心论拘泥于生态价值观的变革谈论生态治理不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坚持认为只有破除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生态价值观的变革才有意义。在他们看来，在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之下是根本不可能有生态文明建设的，拘泥于资本主义制度下谈论生态价值观的变革毫无意义，而西方的生态中心论、现代人类中心论、环境主义理论的问题恰恰在于这里，他们或者要求人类回归自然生存状态，或者追求资本主义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根源于他们错误认识了生态危机的根源和生态文明的实质，由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具体论述了其生态政治哲学。对于如何破除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全球权力关系，他们提出了“非集中化”与“非官僚化”的理论主张。在他们看来，当代生态问题根源于资本及其全球扩张，这就决定了治理生态问题需要把“地方性行动”和“全球性视野”有机结合。所谓“地方性行动”，就是各民族国家、各社区应当对各自区域展开生态保护；所谓“全球性视野”，就是各民族国家、各社区在生态治理问题上要认识到本地区的生态问题的产生与资本及全球扩张、资本的权力关系具有本质和内在的联系。只有把这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搞好生态治理问题，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大多数生态问题以及那些既是生态问题的原因也是其结果的社会经济问题，仅仅在地方性的层面上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需要把各种地方性的对策定位于普遍的、国家性的以及国际性的大前提下。”⑧至于如何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全球权力关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提出了“非官僚化”和“分散化”的理论主张。这种主张旨在消除“异化消费”使工人从创造性的劳动和管理中，而不是异化消费中去体验幸福和自由。“非官僚化”和“分散化”就是破除资本主义生产体制高度集权的性质，而让人们成为生产和管理中的主人。把生态运动引向激进的阶级运动，最终建立破除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这既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归宿，也是生态文明建设得以可能的基础和前提。在此基础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进一步阐发了他们所倡导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价值观”。在他们看来，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植根于西方哲学文化传统，它之所以起到了强化生态危机的作用，并非是它本身有何错误，而在于它一旦和资本相结合，就变成了“阶级中心主义”“地区中心主义”，而成为服务于资本追求利润的工具。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抛弃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而在于要恢复其本来含义，即真正立足于人类整体的利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是人类中心论的(尽管不是在资本主义—技术中心论的意义上说)和人本主义的。它拒绝生物道德和自然神秘化以及这些可能产生的任何反人本主义，尽管它重视人类精神及其部分地由与自然其他方面的非物质相互作用满足的需要。”⑨只不过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人类中心主义不是建立在资本追逐利润基础上的，而是以满足穷人基本生存需要和人类集体长期利益为基础的人类中心主义。因此，生态文明建设不仅与经济增长、技术进步相矛盾，恰恰相反，如果排斥了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无法满足人们的基本生存需要，人们就会以破坏环境的方式谋求生存，生态文明建设就缺乏真实的现实根基。

　四

　　开启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视阈、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态批判对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的批判、对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的批判和生态政治哲学可以看做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五大理论问题。他们对这些理论问题的探讨，不仅形成了系统的生态学理论，而且也形成了他们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和现代性理论，他们不仅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当代发展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而且对我们生态文明理论研究与建设实践具有重要的价值。具体体现在：

　　第一，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能否作为分析包括生态问题在内的现代性问题，西方生态主义思潮和后马克思主义思潮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一种生产主义、技术乐观主义，不承认自然的极限，因而历史唯物主义不可能真正解决诸如生态危机、技术的社会效应等现代性问题，并由此否定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当代价值。分析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柯亨和晚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哈维虽然都不否认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当代价值，但是他们都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在建立之初未考虑生态制约问题，当前日益严重的生态制约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论题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柯亨在《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一书中主张应当在资源稀缺条件下从道德哲学的视角为社会主义作论证；哈维在《希望的空间》和《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等著作中，通过对资本空间生产和资本积累之间关系的考察，提出历史唯物主义缺乏一个地理学维度，应该建构一种历史—地理学唯物主义，以适应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明确反对上述理论观点，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绝不是生产主义和技术决定论，他们或者强调历史唯物主义是生态唯物主义，或者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具备潜在的生态学视阈，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也并非没有考虑自然的有限性问题，恰恰相反，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强调的是在适宜自然规律的前提下，运用技术来改造自然，这些论述有力地批驳了当代西方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诘难，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仍然是分析当代社会问题的科学理论工具，为彰显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当代性奠定了基础和前提。

　　第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具体体现在：其一，他们建构了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系统的生态学理论，极大地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空间。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生态问题并不突出，因此不可能成为其理论的中心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关心生态问题。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等著作中揭示和批判了资本的生态后果，尤其是提出了“物质变换裂缝理论”。正是以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论述为基础，结合当代人类实践，从生态学的视角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重新解释或重构，建立了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系统的生态学理论，不仅彰显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性，而且极大地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空间。其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论。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主要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对基本矛盾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及其崩溃的必然性，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仅肯定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一重矛盾，强调这种矛盾发展会带来需求不足而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在此基础上，他们则提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第二重矛盾，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其生产条件的矛盾，指出这种矛盾发展的结局是造成资本主义生产不足而难以为继。应该说二者都是从不同的视角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必然崩溃的结局，从而使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更为丰富和全面，更具有时代气息。其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对资本的现代性批判虽然也涉及消费、文化、技术等领域，但主要还是局限于生产领域。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进一步将对资本的批判拓展到消费、文化和技术运用的领域，而且具体揭示和批判了以资本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异化、文化异化和技术异化的现象，以及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背离的现象，提出了资本是当代生态问题、文化异化和技术异化的根源，只有破除资本及其全球权力关系，才有可能克服社会和人的总体异化，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的观点，突出彰显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当代性。

　　第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生态文明理论，对于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与建设实践都具有重要的价值。这是因为：其一，从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看，当前我国学术界主要还是借鉴西方自然价值论和人类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拘泥于价值观的维度，纠缠于“自然价值论—人类中心论”的二元对立展开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应该说，实现人类生态价值观的变革对于解决人类当前面临的生态危机是必要的和重要的，但是一方面由于西方自然价值论和人类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从其价值立场上，具有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客观上起到了为资本推卸其在全球环境治理问题上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作辩护的作用。另一方面生态危机的本质在于以资本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全球权力关系所造成的，同时任何一种价值观总是依附于一定的生产方式产生并产生作用的，在资本所控制的全球全力关系不发生变革的情况下，所谓生态价值观的变革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可贵之处正在于它把对资本的批判和生态批判有机地结合起来，探讨生态危机的真实根源及其解决生态危机的可能途径，并对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作了初步的探索，是我们建立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的可贵思想资源。其二，从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昭示我们应当着力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应当实现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在坚持内涵发展的发展方式的同时，避免人们走向以商品占有和商品消费为目的，破坏生态环境的生活方式。二是应该在全球层面追求环境正义，维护中国的发展权和环境权；在地区层面建立公正合理的制度协调不同地区、不同人群在环境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矛盾利益关系，实现环境正义。要实现上述目标，就必须把生态文明实践中的制度建设和生态价值观的建设结合起来。从生态文明理论的制度维度看，它把生态问题本质上看做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之间在生态资源上的利益关系矛盾的集中体现，它要求把生态文明理论外化为合理协调人们生态利益关系的法律、法规，作为一种底线规则真正起到规范人们实践活动和实践行为的作用，从而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任务就在于为制定公平正义的生态法律、法规提供科学的价值基础。从生态价值观的维度看，它主要是通过生态价值观建设和生态价值观的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自然观、消费观和幸福观，通过不断提升人们在生态问题的价值境界，形成一种生态意识的自觉，并逐渐将这种生态意识内化为人们行为的信念，按照生态规律和生态原则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相对于生态文明理论制度维度的底线规则和强制性质来说，生态价值观的维度具有倡导性和非强制性的特点，它从根本上取决于人们的生态意识自觉和价值境界的不断提升。通过生态文明理论制度维度和生态价值观维度的有机结合，实现作为生态文明理论中发展观和境界论的内在统一。

　　注释：

　　①Jonathan Hughes, Ecology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University Press, 2000, p32.

　　②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③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1991年版，第486页。

　　④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第420页。

　　⑤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38页。

　　⑥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第95页。

　　⑦William Leiss, The Limits to Satisfacti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88, p100.

　　⑧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33页。

　　⑨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4页。

　【作者简介】王雨辰，男，湖北武汉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教授；刘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武汉　430074

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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